第四节 重庆移民史的特点
历史上的重庆地区，其人口迁移与流动有着自己显著的特点。
一 具有比较明显的历史规律和周期性
在重庆历史上，人口流动与迁徙有着比较明显的历史规律和周期性特点。这便是在宋元及以前，重庆地区的人口迁移是以逃避战争、灾荒的自愿性移民，朝廷流放罪犯、贬黜官员的政治性移民，以及开发西南夷地区的开发性移民；而在宋元以后，直到今天，重庆地区则主要因为战争、灾害、工程建设，等等，以及其日益重要的国际战略地位，而以东、南部向西部的政策性移民较多。
巴蜀自古以来便是西南夷的主要构成部分，由于其交通与地理因素，从商周时期开始，就与关中和中原地区处于相对隔绝状态。自战国后，曾经长期被关中和中原地区的人们看作是蛮夷民族。自秦国占领巴蜀后，为了便于对旧六国贵族的统治与管理，将平定六国过程中俘获的六国的贵族、豪族、工商业者、富商大贾迁徙入偏僻的四川，当时称这些人为“迁虏”。《华阳国志·蜀志》记载：“秦惠文、始皇克定六国，辄徙其豪侠于蜀，资我丰土。”[96]巴蜀山高路险，四塞之地，被迁入者难以自行外迁。秦将敌国居民、六国贵族、罪犯迁居巴蜀地，将其控制在一个相对不易与外界交往的封闭环境之中，是当时流放豪强和敌国军民的最好去处。所以当时有“巴、蜀道险，秦之迁人皆居蜀”的说法[97]。
汉时，为了开发巴、蜀、黔等自古为边疆的少数民族居地，为了改变政治、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这一地区，大量迁移民众迁移到当时被称为西南夷的巴、蜀、黔等地。汉朝廷在这里设置郡县，将少数民族置于中央政府的直接控制之下，并且派遣大批官吏和军队驻扎在该地区。《史记》记载，汉武帝开发西南夷时，“募豪民田南夷，入粟县官，而内受钱于都内”[98]，鼓励内地的汉族富裕民众到西南夷地区进行开垦耕种。自此后，汉族移民源源不断地迁入少数民族地区，中原文化在这些地区迅速传播开来。当时，有些与汉族关系密切的羌支首领已习汉文，用汉文记事了。例如在故冉骁夷地界，就有“其王侯颇知文书”的记载[99]。
由于古代重庆地区在四川盆地东部及东南部，与贵州东北部接壤，地理位置更加偏远，因此，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前期，重庆的人口流动，开发性、军事性移民比较多。自两汉以后，直到魏晋、隋唐、宋元，巴地则是以百姓躲避兵难、灾荒的移民较多。这一时期，当关中、中原发生战争时，地处西南的巴蜀地区由于远离战火，“独无寇盗”，“百姓富庶”[100]，成了中原地区人民理想的避难场所。关中、中原的人民为了躲避战火，往往四散迁徙。而巴蜀地区的安宁，则吸引了为数不少的中原等地的人士进入巴蜀地区避难。唐高祖《遣使安抚益州诏》：“西蜀僻远，控接巴夷，厥土沃饶，山川遐旷。往昔隋末丧乱，盗寇交侵；流寓之民，遂相杂挠，游于堕业，其类实繁。”[101]尤其是汉晋大规模的流民就食潮，往往也与巴蜀地区，特别是巴地有关。例如西晋年间，“关西扰乱，频岁大饥，百姓乃流移就谷，相与入汉川者数万家。（李）特随流人将入于蜀”。侍御史李苾作为朝廷使者到了汉中以后，发现十多万流民拥挤在本来就贫瘠的汉中地区，于是建议政府让百姓流入巴蜀，“朝廷从之，由是散在梁、益，不可禁止”[102]。这批流民移入巴蜀，散落各州郡，成为当地的编户齐民。军事性移民也是三国时期大规模移民的一种方式。刘焉与刘备政治军事集团从荆州入蜀地建国，必须在各地分布强大的军事力量。所以，大批的军队及其家属与刘焉、刘备一起入驻益州，形成了东汉末、三国初大规模军事性人口移居三峡区域的移民现象。
这一时期，巴蜀，尤其是以三峡流域为主的峡江地区，还是仕宦移民、流贬官员、流贬罪犯的主要地区。历代官员因贬谪至巴蜀，其子孙后代遂为巴蜀人。例如宋代宋德之祖“先京兆人，隋谏议大夫（宋）远谪彭山，子孙散居于蜀，遂为蜀州人”[103]。
自宋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随着形势的发展，在元明清时期，而今的重庆地区成为历代战火纷飞之地。宋末元初时四川东部持续几十年的抗蒙（元）战争，明末农民战争中张献忠部在四川的战争；尤其是在近代以后，重庆成为中国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战时首都、战略大后方，成为近当代人口迁移的重点。具体说来，明清时期“湖广填四川”的大规模人口迁徙；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各机关、军队、企业及文化机构向内地的迁移；解放后重庆作为国家“三线”建设的重点，大量东部及沿海军工、科技企业的西迁，等等，使这一时期的重庆成为全国人口迁移中有影响的重点地区。而在移民类型上，因为战争、灾害引起的剧烈人口损耗而导致的农业人口迁入，抗日战争导致的避乱性人口迁移，政治、军事性人口迁移，“三线”、三峡工程建设等导致的工程性人口迁徙，使得由政府主导的政策性移民或者被迫性、非自愿性移民比较多。移民的条件和功能在前后两个时期有着很大区别。
二 重庆地区的移民规模大，历次移民在全国影响广泛
由于重庆在历史上的特殊地位，如秦汉时期朝廷对于西南夷的开发引起的汉族人口的大规模迁入；宋蒙（元）战争中，重庆地区持续数十年抵抗蒙（元）军的战争而导致大量民众因为躲避战乱而迁居它处；明清时期“湖广填四川”引起的人口的巨量迁入；近当代重庆作为中国重要的内陆中心地区之一，在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各机关、军队、企业及文化机构向内地的迁移；解放后重庆作为国家“三线”建设的重点，大量东部及沿海军工、科技企业的西迁；三峡水利工程建设而导致的百万大移民，等等，使历史上各个阶段的重庆地区都成为全国人口迁移有影响的重点地域。这样，无论在古代重庆的历史中，还是在近当代重庆的发展史中，重庆作为长江中上游地区的重要城市，作为近代中国战略的中心地位，都担负着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使命，使其人口移动也相对的频繁、浩大，使得重庆移民在全国影响广泛。
据文献记载，在秦汉时期，大量移民迁入巴蜀，以至于客多于主。在一些地区，新移民充斥各地。僰道县（今四川宜宾），“本有僰人，故《秦纪》言僰童之富。汉民多，渐斥徙之”。[104]应当说，当时的巴蜀地区大都处于这种汉民大规模迁入的情况。明清时期“湖广填四川”，大量人口的迁入，其省籍包括湖南、湖北、陕西、山西、河南、河北等十几个省，遍及全国。据估计，当时迁入四川的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例不小。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各机关、军队、企业及文化机构向内地的迁移，迁入的人口几乎集中了当时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界的各类人物和广大知识阶层。在企业内迁中，沿海地区的工厂内迁，其中民营工厂迁入四川者最多，占了内迁厂数的57%。而这些迁川工厂中，有243家在重庆建厂复工。据统计，抗战爆发后，各地通过水路、陆路、空中迁移到重庆的人口规模巨大，重庆出现了惊人的人口增长，从1937年的47万余人，增加到1945年的124万余人，在8年间增加了近80万人，重庆跃升为国民政府所属人口最多的城市。在新中国成立后，重庆作为国家“三线”建设的重点，大量东部及沿海军工、科技企业的西迁，其涉及地区包括全国的许多省区。“到70年代末，三线地区工业固定资产由292亿元增加到1543亿元，增长4.28倍，约占当时全国的1/3。职工人数由325.65万增加到1129.5万……工业总产值由258亿元增加到1270亿元，增长3.92倍。到1978年，中西部地区的工业总产值，占全国石40.28%，比重达到了建国52年来的最高峰。”[105]伴随着大量企业的内迁，大量的人口也进入大、小三线地区。而重庆地区作为三线建设的重点地区，因此，到重庆的“三线建设”的企业所占的比例相当大，此时政策性迁移的人口前后约达50万人，在全国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也对于重庆地区的经济、文化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三峡水利工程建设的上马，重庆又迎来了一个人口迁移与流动的高峰，即三峡流域沿岸库区水位线以下的百万居民都要进行向异地、异区、异域的大规模搬迁。三峡工程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其中涉及的三峡百万大移民更是一道“超世界级”的大难题——到目前为止，全世界不足100万人的国家有30多个。而三峡工程的百万大移民，等同于搬迁一个中小型的国家人口。并且移民之难，在于它不仅牵涉政治、经济、文化，而且还牵涉环境、气候、风俗习惯、乡土人情等诸多极其复杂的事项。这就使重庆的三峡移民成为牵动全国上下，并且直接关系到三峡工程成败的重大人口迁徙工程。因此，在中国古代和近当代历史上，以现今重庆政区为界限的区域，曾经多次作为中国移民的中心区域而出现。其移民的规模、类型、影响，都是其他区域不能相比的。
三 政府的政策性移民在历次移民中占有很大比例
由于自然生态环境的限制，历史上重庆地区的历次大规模人口流动，往往是由政府起主导作用的政策性移民。古代重庆统属于四川盆地，在远古及先秦时代，与中原路途隔绝，山高路险，消息闭塞，是属于西南夷的区域。尽管随着秦帝国的统一，巴蜀的内外交通有了很大改善，与关中、中原、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经济文化联系逐渐密切，但是，天然的路途险阻，以及古代“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连峰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挂倚绝壁。飞湍瀑流争喧豗，砯崖转石万壑雷”（李白《蜀道难》）的局面，其山水之隔仍然限制了人们的行动自由与商旅往来。欧阳修《集古录》卷2《后汉司隶杨君碑》记“高祖受命，兴于汉中，道由子午，出散入秦，建定帝位，以汉诋焉。后以子午，途路涩难，更随园谷，复通堂光。凡此四道，垓鬲允艰”[106]。在秦汉及以后，关中越秦岭南下之路虽然修治或者开通了四条，但是其行程或近或远，人们进出于古代的巴蜀，尤其是僻在西南的重庆地区，还是远远不及其他地区的程旅方便自如。
长江水道对于古代重庆的对内对外人口迁移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当时巴地的几大能够通航的水道，如长江水道、嘉陵江水道、乌江水道等，使巴蜀向长江中下游的楚、吴地区的交通开通，成为联系楚、吴与中国中部、南部地区的主要通道。从楚地到巴蜀的移民，或者从关中到楚地，巴郡及其长江水道都是其主要的通道。而当时的三峡航道山高浪急，水势险恶，使舟楫常常畏而不前，这也增加了人们从三峡的峡江流域进出巴蜀之地的难度。
正因如此，自古至今向巴蜀的移民，为了生存、发展而自觉向巴蜀地区，尤其是向巴地流动的移民群体较少。除了躲避战争、逃避灾年或者迫不得已外，一般都是在政府主导下，通过政策支持而向巴渝地域进行大规模迁徙的。
秦汉时期是巴蜀地区交通快速发展的时期。这一时期，朝廷注重对西南夷的开发和经营。秦时的入川移民，主要是政策性或者强制性移民。为了便于对巴蜀地域的开发、统治与管理，秦大量迁徙关中秦地的普通居民进入巴蜀。《华阳国志·蜀志》记载：“周赧王元年（公元前314），秦惠王封子通国为蜀侯……戎伯尚强，乃移秦民万家实之。”[107]
入汉以后，汉王朝凭借其强大的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大力开发西南夷地区。特别是在汉武帝时期，取得的成效尤为突出。汉朝廷在开发西南夷的过程中，设置了一大批郡县，大规模的将中原、关中等地区的汉民迁入该地区，作为开发、统治的基础。例如汉武帝开发西南夷时，“募豪民田南夷，入粟县官，而内受钱于都内”[108]，通过政策性措施鼓励内地的汉族地主和农民到西南夷地区进行开垦、耕种。
其后，在明末清初，巴渝之地受到战争劫难，人口稀少，土地荒芜，灾害、瘟疫严重，一派凄凉景象。清政府通过政策性支持，大量动员湖广民众迁移往巴蜀，以填充人口。于是，在两湖通往巴蜀的官道上，一队又一队骨瘦如柴的难民扶老携幼，在官军的护送下，昼夜兼程地赶往巴蜀之地。仅重庆云阳一带，“山险旷野，多杂以四方流民，即今所谓新民者，本以招集朋耕……若欲尽驱之，则深山穷谷，谁与辟易？”[109]这些迁徙往重庆地区的大量湖广民众，主要是清政府主导下的政策性移民。
在中国近当代历史上，这种情况更为显著。例如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战时首都建设中，向重庆及云、贵、川地区进行的军政人员、文化机构、企业人员的大规模整体迁移；新中国成立后“三线建设”中，以重庆地区为中心，向包括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等西部省区的军工、科技机构的大规模人员迁移；以及后来的三峡工程百万大移民，等等，基本上都是以政府的政策性导向为主的非自愿性人口迁移。
四 重庆地区移民大都是举族远徙，导致重庆移民的宗族观念、同乡情节较强
由于历代政府对于巴蜀的移民政策多属强制性，加上古代重庆交通的落后、地理环境的险恶，因此在历史上各地向巴蜀地区，尤其是山高水险的重庆地区的政治性、军事性或者政策性移民中，移民们大都采用了举族迁徙的方式。例如秦汉时期，秦政府将俘获的关东诸国居民、旧贵、豪族、工商业者、富商大贾、罪犯等“迁虏”迁徙入巴蜀之地。秦灭楚后，亦将大批楚人迁入巴蜀。这些迁徙入巴蜀之地，特别是进入巴地的旧贵，基本就是举族而迁。据《华阳国志·巴志·江州县》（江州即今重庆主城区）记载：当时巴地贵族中，“其冠族有波、鈆、母、谢、然、、杨、白、上官、程、常，世有大官也。”[110]文中所指的“上官”氏等，应该就出自楚地的贵族移民。《元和姓纂》卷7曰：“楚怀王子兰为上官邑大夫，因氏焉。秦灭楚，徙陇西之上邽。”[111]据此，江州大姓上官氏，很有可能在迁往陇西的过程中一部分被留在了川东长江沿岸的重庆地区。三国魏晋时期，大量移民进入巴地。这些移民大都是以举族远征的形式迁徙的。《三国志·刘二牧传》注引《英雄记》中载：“先是，南阳、三辅人流入益州数万家，收以为兵，名曰东州兵。”[112]据记载，这些流民中，许多就是采用举族、举家的形式，从北方流入巴蜀，然后被招为东州兵。这些家族和宗族聚居在一起，不仅能有效地保护所属同宗、同族成员的安全，还能通过祖先崇拜和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加强所属成员的凝聚力，使宗族成员在异地他乡仍然有着一种族类归属感，从而增加信心和勇气。刘备入益州前，庞统劝他“今益州户口百万，土沃财富”[113]；这“户口百万”就包括了刘备以前的大量移民宗族、家族。
明清时期，出于通过人口迁移填充四川的需要，各地大量移民在政府政策性主导下，携家带口，长途跋涉，迁徙异乡，其规模十分庞大。清康熙五十一年（1712），四川巡抚李先复上疏曰：“巴蜀界连秦、楚，地既辽阔，两省失业之民就近入籍，垦田实地，方渐增赋税……乃近有楚省宝庆、武冈、沔阳等处人民，或以罪逃，或以欠粮，俱比托名开荒，携家入蜀者，不下数十万。”[114]由于重庆地区僻处西南一隅，山高路险，因此，数十万各地移民在前往移居地的艰难行程中，为了自身生命财产和安全，往往结伴而行。许多移民群体以家族、宗族的形式而迁徙它地，其家族、宗族就成为这些移民在迁徙途程中自我保护的组织形式。这样，举家、举族而迁，就成为明清时期重庆移民的重要迁居形式。民国《忠县志》卷10《氏族表附》记载：明代忠县人口与宗族中，所列氏族118姓，除严、文、甘、杨、杜、母、奚等姓外，其余均为元末及明清移民的宗族；举族移民有93姓226家族，占移民家族姓氏的83.78%，这就说明忠县明代移民中，其移民宗族、家族已经构成当地的主要居民部分。再以重庆云阳为例，大量的新移民中，以家族性移民为主要构成部分。民国《云阳县志》卷23“族姓”列城乡大姓178族，许多是宗族、家族性移民，而明确注明明代迁入的移民族姓，就有17姓33族，且明确原籍为湖广籍有26支族，湖广籍占整个移民宗族、家族的78.78%[115]。这说明在当时，许多湖广籍移民是以宗族、家族的形式举族搬迁的。由于地方文献的缺失，其移民家族的数量可能大大地被低估了。实际上，当时的人们以整个家族移民的现象是比较多的，这是湖广移民迁入重庆的主要形式。这种家族、宗族形式是移民们在迁徙中的重要组织形式，即使在迁徙后的定居地，这种组织形式依然继续存在，有的可能还愈益固化，由此形成同省籍家族、宗族的社会网络。
正是由于宗族、家族性移民是古代重庆地区移民的主要形式，因此，在重庆地区移民群体中的宗族、家族性情感倾向及认同感特别明显，以宗族、家族为中心的内聚倾向也十分强烈。现今重庆各地存在的“方言岛”现象即说明了这个问题。
明清时期以来，大量湖南、湖北、江西、广东、广西、福建、安徽、江浙、陕西、贵州等地移民涌入巴地，由此使重庆各个地区形成了五方杂处，方言并存的情况，导致“方言岛”现象普遍存在。这种情况在方志中多有记述。例如大足区的语言，“旧极复杂。凡一般人率能操两种语音，平时家人聚谈或同籍人互话，曰‘打乡谈’。粤人操粤音，楚人操楚音，非其人不解其言也。与外人接，则用普通话，远近无殊”。[116]又如永川，“五方杂处，语言互异……故郡属城市，均有各省会馆，惟两湖、两广、江西、福建为多。生聚殷繁，占籍越数十传而土音不改”。[117]有的地区“明清间自楚赣来迁者十六七，其遗传不尽随山川而变异也。五方语言之异以名词各随沿习，不能强同，故闽粤之人必学官话，其土音有同邑所不尽解者”。这种情况在部分区域尤其突出，如“涪（州）无六百年以上之土著，从前獽蜑蛮语当不复存”[118]。
“方言岛”现象实际上是移民们在迁徙到一个新的地方以后，为了在新的移居地保障自己的生命、财产安全，保证自己的宗族、家族在新的地方能够团结协调、一致对外的一种地方、宗族情节现象。由于原生语言是最能体现移民原生地的文化习俗，具有保持过去的历史记忆，加强宗族团结作用，因此一些地域的移民，往往通过保持原生地方言的形式，来保存原生地的文化习俗。但是，另一方面，“方言岛”现象可能保持原生地的种种文化特征，它会使同一地域移民长期聚居在一小块地域内，从而形成一个个封闭的小社会，并且长期保持原有的文化习俗，与周围的土著或者其他地区的移民保持距离，这显然不利于这些移民迅速同当地民众的融合。可是，“方言岛”现象毕竟是我们了解区域移民文化、心态的重要依据。它能使我们进一步认识移民的地域观念、生活习惯、文化传统等。由于重庆的移民所具有的宗族性、地域性特点，故“方言岛”现象十分突出。
以重庆市荣昌县盘龙镇为例：至今重庆市荣昌县盘龙镇，仍然保存“方言岛”现象。盘龙镇现有人口8万余人，其中客家人4万多，占50%左右，分布在盘龙镇12个村4个社区。客家人相对集中的村有原古墙、大建、白鹤、莲花、楠木等，主要的有李、张、周、黄、颜、马、叶七个大姓。大量客家人聚居一起，广东客家话成了镇上客家人内部交流的主要语言。据当地客家人说，他们的祖上是从广东、湖南徒步迁徙到这里的，从迁徙的祖辈算起，至今已经有12代了。据镇上老人说，这里的客家人有着强烈的宗族观念，世世代代遵守祖上训诫。为了保存客家人传统，“宁卖祖上田，不丢祖上言”。客家人从出生起，就受父母影响，要讲客家话。回家讲客家话，出门讲重庆话，已经成为这里客家人的习惯和规矩。这里的客家人在其内部交流时，均说客家话。如称“大哥”为“太哥”，“吃饭”叫“舍饭”，“读书”叫“吐书”，等等。对外则说普通话或者重庆话。当地人李家辉说，“我们家说话就是南腔北调”，李是客家人，妻子是四川人，他就跟母亲说客家话，跟妻子说四川话。“有时候反应不过来，就重庆话和客家话夹杂着说。”[119]“宁卖祖上田，不丢祖上言”，形象地说明了这些客家人强烈的内聚心理和保持原生地文化的愿望。据调查，荣昌县盘龙镇是目前重庆最大的“方言岛”，此外，重庆各地仍然还存在许多大大小小的、情况各异的“方言岛”现象。
五 重庆峡江地区作为历代官员、士人贬黜、流寓的地方，长期以来，形成富有特色的峡江流寓文化
在中国封建社会，对于犯罪官员与犯罪的惩处，往往采用了贬徙流放的方法。例如秦昭襄王二十六年（公元前281），“赦罪人迁之穰……二十七年，（司马）错攻楚。赦罪人迁之南阳……二十八年，大良造白起攻楚，取鄢、邓，赦罪人迁之”。[120]而巴蜀则是历代罪犯迁徙之地。秦始皇时期，“长信侯毐作乱而觉，矫王御玺及太后玺以发县卒及卫卒……王知之，令相国昌平君、昌文君发卒攻毐”。参加逆乱罪人“夺爵迁蜀四千余家，家房陵”[121]。秦始皇十年（公元前237）十月，免相国吕不韦。一年多后，秦始皇令“其与家属徙处蜀”。吕不韦恐诛，乃饮鸩而死[122]。
此外，为了便于国家统一后对原六国贵族的统治与管理，秦灭六国时大量迁移六国豪强、旧贵或富商大贾、罪犯等进入巴蜀地域。秦大量迁徙罪犯入川，使巴蜀之地成为秦时罪犯的流徙之地。三国魏人如淳曰：“秦法，有罪迁徙之于蜀汉。”[123]这些豪强、旧贵族或富商大贾、罪犯等分布在巴蜀的大部地区，在今重庆地区亦应有相当数量的中原移民，包括这些豪强、旧贵族、富商大贾、罪犯迁入并且定居下来。
巴蜀之所以成为秦汉以来犯罪官员与普通罪犯的迁徙流放之地，是因为巴蜀的道路险峻，山高路狭，对外隔绝。将这些犯罪官员和罪犯迁徙在一个与外界封闭的自然环境中，便于朝廷控制。汉承秦制，西汉时继续将犯罪官员、罪人迁徙入巴蜀。在两汉刑名中有“徙边”一项。徙边的罪犯就包括诸侯王、官吏以及普通罪犯。巴蜀也是当时犯罪官员与普通罪犯的迁徙流放之地。武帝元鼎年间（公元前116-公元前111），南越反，汉政府就曾经调发由巴、蜀罪人组成的军队进行征伐。这些所谓“巴蜀罪人”，可能就是历次由全国各地迁入巴蜀的旧贵、犯罪官员和罪犯。
唐宋以来，历代朝廷更是将巴蜀——尤其是巴地——作为犯罪官员贬黜与普通罪犯迁徙流放之地。在唐代，许多著名的皇室宗亲、政治人物、朝廷要员贬黜、流放巴地。如重庆黔州一地，太宗太子李承乾、高宗废太子李忠曾经流放黔州；长孙无忌与武则天集团的政治角逐失败后，也被流黔州；玄宗时最为宠信的宦官高力士为宦官李辅国所陷害，配流黔中道。肃宗时的宰相第五琦，中唐时期理财的能臣刘晏，中唐时期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陆贽，中唐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李吉甫、著名诗人白居易，等等，均曾经流放到重庆忠县。唐代名臣张柬之因反对与突厥和亲，得罪了武则天，于公元697年出为合州刺史。高士廉之子、户部侍郎高审行，高宗永隆元年（680）八月，贬渝州刺史。王叔文在永贞革新失败后，于顺宗永贞元年（805）八月贬为渝州司户。这些贬黜或者流放官员，虽然后来大部分都回到中原，但是其中也有一部分人及其家眷留下来，成为巴地的移民。
宋明时期，官员因贬谪至巴地亦不少，其子孙后代不少遂为巴蜀人。北宋时著名思想家程颐，因为得罪当朝大臣王安石，被贬黜到重庆涪州为官。明代官员与士人也常常流贬于重庆。如成化十五年（1479）兵部侍郎马文升谪戍重庆卫，成化二十一年（1485）御史汪奎贬为夔州通判，李大芳以兵部主事贬知大宁县等。这种情况，在历代甚为普遍。除了政府的贬黜，历史上还有着大量因为做官或者行游、寄居在重庆的流寓官员、士人。流寓，又名侨寓，虽然这种类型的人数较少，但往往对地方文化风俗的影响颇为独特。因做官或者行游、寄居在重庆的流寓官员、士人，在历史上都颇为有名。例如唐代李白、杜甫、李商隐，宋代的“三苏”、王十朋、陆游、周敦颐，近代陪都时期流寓重庆的郭沫若、老舍、巴金、梁实秋、阳翰笙、周扬等人。
这些著名文人，在重庆为官、行游、寄居的感悟与情怀，往往在其诗文中有所反映。唐玄宗年间，吴道子两次入川，将嘉陵江三百里山水风光，画在大同殿内的墙壁上，使山水画在唐代得以昌盛。忠州太守白居易在三峡期间，留下大量诗篇。如《送萧处士游黔南》：“能文好饮老萧郎，身似浮云鬓似霜。生计抛来诗是业，家园忘却酒为乡。江从巴峡初成字，猿过巫阳始断肠。不醉黔中争去得，磨围山月正苍苍。”[124]刘禹锡共作有《竹枝词》民歌十一首，杂咏了峡江夔州一带清新的民俗风情和青年男女的恋爱之情：“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山桃红花满山头，蜀江春水拍山流。花红易衰似郎意，水流无限似侬愁。”[125]杜甫于永泰元年（765）秋至云安（今重庆云阳）。翌年春，居夔州（今重庆奉节）西阁。大历三年（768）春，杜甫离开夔州东下[126]。在峡江地域，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篇。如《瞿塘怀古》一诗中，杜甫咏瞿塘天地之造化，鬼斧之神工：“西南万壑注，劲敌两崖开。地与山根裂，江从月窟来。削成当白帝，空曲隐阳台。疏凿功虽美，陶钧力大哉。”[127]《峡口二首》（其一）：“峡口大江间，西南控百蛮。城攲连粉蝶，岸断更青山。开辟多天险，防隅一水关。乱离闻鼓角，秋气动衰颜。”[128]晚唐诗人李商隐于公元848年来到川东一带，留下《夜雨寄北》诗篇：“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129]宋代苏洵《题白帝庙》七律一首，咏题三峡的巍峨峥嵘与历史岁月：“谁开三峡才容练？长使群雄苦力争。熊氏凋零余旧族，成家寂寞闭空城。永安就死悲玄德，八阵劳神叹孔明。白帝有灵应自笑，诸公皆败岂由兵？”[130]这些诗歌，既有对三峡雄浑山势的赞赏和对史迹的吟咏，亦有对峡江地区清新的民风民俗的歌颂。
正是由于重庆地区山山水水的迤逦伟岸，历代流寓、贬黜于此的文人骚客对由自身际遇或者国家命运产生的复杂的流寓情感及忧患意识，发而为诗文，他们在古代重庆尤其是沿岸的三峡峡江地区留下许多独具特色的诗篇、文章，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流寓文化。这些流寓诗篇中，有李白激情荡漾的三峡情思，亦有饱含郁勃不平情感的杜甫夔州吟；有白居易对于三峡民间社会生活的赞颂，亦有刘禹锡对三峡风情与男女恋情的歌咏；有陆游对于瞿塘高峻惊险壮丽景象的抒怀，亦有苏轼满怀激情领略三峡峥嵘壮观的感悟。特别是对于自身际遇或者国家命运复杂的流寓情感及忧患意识，使许多诗人在咏诗时表达出深沉、悲壮、慷慨激昂的情怀。像杜甫对于国家命运艰难的忧患情，陆游立功疆场，杀敌复国的悲啸；这些壮怀激烈、慷慨悲歌、深沉隽永的诗篇，正是诗人在三峡流寓、行游时期的心声。特别是杜甫流寓夔州，这一特征尤为突出。如《阁夜》：“岁末阴阳催短景，天涯霜雪霁寒宵。五更鼓角声悲壮，三峡星河影动摇。野哭几家闻战伐，夷歌数处起渔樵。卧龙跃马终黄土，人事音书漫寂寥。”[131]这种对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忧患，使杜甫多少次半夜惊魂，辗转反侧，欲睡无眠，悲情回荡。正是在夔州的经历，也使杜甫对于人民充满了同情爱护之心。在《负薪行》一诗中，杜甫写道：“夔州处女发半华，四十五十无夫家。更遭丧乱嫁不售，一生抱恨长咨嗟。”[132]此外，像北宋著名理学家程颐被贬黜到重庆涪州为官，失意坎坷的官场人生，使他对理学的《易》理进行深邃的思考，其易学代表作《伊川易传》的主要构思即得于此。至今，重庆涪陵区仍然遗留着程颐作《易》的遗迹。
六 重庆文化的开放性、兼容性，使外来移民容易与本地土著相融合
重庆是一个移民城市。从新石器时期起，居住在古代巴地的居民们就不断地随着峡江南来北去，寻找适合的土地而居。自秦汉时期开始，随着朝廷对西南夷区域的开发，大量中原民众迁徙到重庆。其后历代的大规模移民，尤其是关中、关东、长江中下游地区民众沿水路的频繁迁徙，使古代巴地的文化夹杂着各地的民俗传统。大量移民的进入，使重庆成为一个典型的移民区域，形成重庆地区多元文化格局。1.重庆民众在文化上、风俗上有着兼容并包的宽容态度、对外开放而不排外的气度、艰苦创业的精神、豪放刚烈的品格。这些品格与态度，使得重庆民众容易与来自全国各地的新移民融洽相处。例如自古以来重庆有着与楚文化相近的巫鬼信仰，所谓“其人半楚”[133]。2.从渔猎与农耕复合型的经济生活方式看，川、渝、鄂、湘、黔等相邻边界地域民众的频繁往来，传统的“巴楚民族文化圈”内民族文化习俗的相似等，都使来自重庆东部的湖广、江西等地人群非常容易融入当地居民的社会生活。3.从语言来看，重庆地区语言在形成和发展中，长期受到北方移民南迁的影响、习染，处于北方话的氛围之中，其语言发音与北方语系相当接近。有学者统计，在汉代扬雄记述古代地方语言的《方言》一书中，秦出现了109次，晋出现了107次，梁益地区仅出现了20次，而且常常将“秦晋梁益”并举。“汉代的梁益应当划入秦晋方言中去。扬雄是蜀人，在他四十岁以前一直生活在蜀地，他对自己的方言一定知之甚多，但是在《方言》中，表示梁益地区的地名竟是如此之少，这只能解释为当时的梁益方言与秦方言非常接近。”[134]明清时期，随着大批湖广移民进入四川，现代四川方言初步形成，并且出现了四川官话与四川境内（包括现今重庆地区）的湘方言、客家方言、闽方言等诸多汉语方言并存的格局。如大足区的语言极为复杂，“粤人操粤音，楚人操楚音，非其人不解其言，与外人接，则用普通话，远近无殊”。[135]涪陵一带“五方语言之异，以名词各随沿习，不能强同，故闽粤之人必学官话，其土音有同邑所不尽解者”[136]。重庆地区方言虽极为复杂，但人们又习普通话（官话），这一地区的语言仍易为各地民众所接受，人们在生产、生活中易于沟通、交流。这样的语言环境，为重庆作为移民安身定居地提供了重要条件之一。
在重庆地区，本地土著居民风俗多不自固，而呈现出与移民群体的地方风俗多元并存的局面。特别是明清以后，由于移民数量的增加，许多地方出现了移民与土著风俗共存的情况。在大足，“清初移民实川，来者又各从其俗。举凡婚丧时祭诸事，率视原籍所通行者而自为风气”。[137]在壁山，清初“招徕复业者十之一二，余皆楚、粤、黔、闽人，习俗少变，然冠婚丧祭岁时伏腊颇有古风”[138]。永川地区“五方杂处，语言互异，遭献贼荼毒之后，土著复业仅十之二三，至今土满人稠，强半客民寄寓，故郡属城市均有各省会馆，惟两湖、两广、江西、福建为多，生聚殷繁”。[139]这种习俗杂陈，使得自古至今的重庆地区，其地域文化具有较大的开放性、融合性、兼容性，而较少排他性、狭隘性。各地的风俗习惯、文化、语言等都容易在这里找到立足生根之地。由于文化传统与民间习俗相似，移民与当地居民之间能够减少生产、生活中的摩擦，这些都导致湖广、江西等地人群愿意向位于四川东部的重庆地域迁居。
由于古代重庆文化、风俗的开放性、兼容性，使外来移民容易与本地土著相融合，由此保证了外来移民精神和物质生活的稳定与发展。自西汉统一西南夷地区后，古代巴蜀地区东西南北往来增加，来自全国各地的汉人在古代的巴地，包括其沿江的峡江地区开展了大规模的生产活动，并从事手工业和商业。大量汉民在巴地及峡江地区生活，虽然远离本乡本土，但都一直保留着自己的本土文化传统。这样，在巴地移民中，很少有着本土与外来移民大规模火并的情况发生。这种文化风俗易于相融相处的情况，使外地移民源源不断地流入古代巴地。
第五节 重庆移民的乡籍、族籍特征及会馆情结
如前所述，历代移民迁徙进入巴蜀地区，往往是以宗族、家族组织，或者省籍、乡籍为依托的。无论是在这些移民举家、举族的长途艰难跋涉中，还是他们到了新的定居地、滞留地后，这些宗族、家族组织，或者省籍、乡籍情谊仍然成为其相互关照、加强联系的纽带而发挥着重要作用。尤其是在重庆地区（包括沿江的峡江区县），由于山高路远，移民大多数又来自远方省份，与当地居民的融合还有一个过程，这就更需要这种纽带。因此，各省籍、乡籍移民在这儿留居下来后，其宗族、家族特点，或者省籍、乡籍的情谊并没有减弱，有的反而更加固化，使宗族、家族，或者地域籍贯，都成为保障其财产安全，处理各种关系和事务的组织方式。
随着各省籍移民的增加，人地关系也趋于紧张。因此，每当移民到达新的定居地以后，往往最先遇到的问题是处理与当地土著或旧移民群体的土地问题。由于移民要占用土地，获得资源，就会和当地土著或旧移民群体发生矛盾，有时候甚至发生较为激烈的冲突。即使是长期以来地广人稀的地方，时日长久，人口增加，也会出现新老移民占用土地、获得资源的矛盾，于是土客冲突日渐增多。在明清时期，重庆各地随着移民及其后裔增加，在许多地区移民宗族、家族大大超过了本地居民，争讼之事也不断发生。“湖广、陕西人多地少，故百姓俱往四川开垦，闻陕西入川之人各自耕种，安分营生，湖广入川之人每与四川人争讼。”[140]雍正时期，这一矛盾更为突出。雍正五年（1727）户部为此上言曰：“四川昔年荒芜田地，渐皆垦辟，但从来并未丈勘，止计块段插占管业。又土著与流民各居其半，田土不知顷亩，边界均属混淆，此侵彼占，争讼繁兴。应委员按亩清丈，以息争端，以绝欺隐。”[141]于是，为了划清田界，避免土著与客户的冲突，清政府下令清丈川省田地。以后这种情况仍然大量存在。乾隆时巴县，“各省流寓诸民，原无恒产，不能禁其不逐未营生。若土著粮民，祖宗来耕凿事务，糜不知尺地寸土罔敢陨失。邑中皆崇岗峻岭，夹沟之中即沃壤，一遭水旱辄典质田粮，楚、豫、闽、广之民复以机心图踞，遂至堕产失业”。[142]在这些冲突中，移民往往借助宗族、家族组织，或者省籍、乡籍情谊来作为依靠，解决、处理纠纷。
另外，由于大量同省籍、乡籍的移民进入重庆，他们在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中，也会产生各种矛盾。因此，在移民的同乡同籍之间，也会借助省籍、乡籍的组织形式与同乡情谊来解决这些纠纷。《清代巴县档案》对移民内部、外部纠纷记载甚多。典型的，如道光二十年（1840）三月，湖广茶陵州同乡移民阳启福、李玉隆等发生因为出卖共同购置的房产而引起的纠纷，简述如下：
阳启福、李玉隆、彭相才、彭国贤、李相高俱系湖广茶陵州人，祖辈来川，在城千厮门脚力生理。乾隆年间合省茶帮捐资，置买有房屋一院，散房二十余间，共收佃银七十余两。佃银用作禹庙、盂兰、关帝、财神庆祝演戏费用。因房屋招佃难收佃租，道光二十年三月，茶陵帮经理首事阳启福、谭学俊邀请朝天、千厮门两商议，将购买房屋一院出卖谭济美承买，获银六百六十两，又各捐银两，置买田业一分，价银二千一百两，每年收租谷四十五石，用作敬献之禹庙之需。另置买产业，改为茶陵义冢。茶陵帮“首人”彭国贤、李相高反对卖房，李玉隆称房屋公共有份，不肯搬移。阳启福遂禀案。[143]
这是一条有代表性的史料。从这条史料来看：1.当时各地移民内部，有着大大小小的省籍、乡籍的帮会组织。这些组织有经理、首事、“首人”，等等，作为帮会的大小理事。2.同省籍、乡籍移民及帮会要举行各种形式的活动，来加强其省籍、乡籍移民组织内部的团结。如禹庙盂兰关帝、财神庆祝演戏，敬献祖宗、神祇，茶陵同乡的义冢，等等。3.各种同省籍、乡籍移民的活动和救危济困的活动所需要的费用，都由同省籍、乡籍移民中的富户承担。4.这些移民之间的活动，不仅限于宗族之间，也是同省籍、乡籍所有移民之间的共同活动。因此，其活动范围是比较大的。5.当时同省籍、乡籍移民，也会因为各种经济纠纷而发生争执，当纠纷不能在内部解决时，就上禀官府，以官司的形式解决问题。
从上述材料来看，一方面，进入重庆的移民，其移民群体中的宗族、家族情感倾向及省籍、乡籍认同感明显，宗族与同乡情节强烈，通过借助同县、同乡、同宗的县谊、乡谊、亲谊，相互帮助、支持，形成一个个移民群体中的关系网络，为移民们在新的居住地生产、生活提供了一定的心理支持与安全保障。另一方面，由于移民所处的社会环境及面临事务繁杂，因此在日常生活中，省籍、乡籍的同乡、同宗移民也可能出现因为田产、房屋等问题而发生各种纠纷。每当遇到发生纠纷的情况，移民同乡就会相互协调，尽量把问题缓和解决。
为了更好地协调与解决这些纠纷，各地移民纷纷进行其内部的群体整合。这种整合的主要方式就是通过省籍、县籍及乡情、族情，笼络、联系同省籍、县籍、乡籍、族籍的人们，力求一致对外，保护自己的利益；同时也尽量在移民内部解决好这些问题。在移民内部的群体整合中，重庆地区流行的移民“会馆”和移民宗族祠堂，就是一种省籍、县籍移民们巩固乡情、族情情感的有效组织形式。
移民“会馆”和移民宗族祠堂在重庆地区曾经大量存在，并且多为明清时期“湖广填四川”的产物。重庆移民“会馆”在重庆移民群体中，以原籍为主建立地缘性场馆，主要功能为维持地缘性关系。而移民宗族祠堂主要是为了维持移民的宗族血缘关系。据蓝勇教授统计，现重庆市区域内，清代就有各省会馆不少于250处。最多的是江津59所，其次云阳达50多所，依次为大足36所，万县30所，大宁10所，余皆低于10所。事实上，应远不止此。在明清时期，许多乡镇都建立有会馆。在巴渝地区的会馆，以湖广会馆最多，各县皆有，达113所，其后依次为江西会馆60所，广东会馆34所，福建会馆25所，陕西会馆18所，此外还有江南会馆、山西会馆、广西会馆、贵州会馆等[144]。而移民宗族祠堂数量众多，难以统计。大约清代各县均有移民宗族祠堂上百处或者数百处。
各省移民们对于会馆和宗族祠堂的建设是很费精力的。会馆、宗族祠堂在建筑形态、建筑布局以及装饰雕刻方面，都充分体现出移民原籍的文化和传统，同时又结合了重庆的自然环境与风土人情。一些大的省籍会馆，依地形地貌而建，依托山水，顺应自然，鳞次栉比，错落有致。尤其是其中的雕刻装饰，造型生动，精致有加，内容丰富，题材广泛，反映了移民的儒家伦理、家乡情结和同乡情谊。同时，会馆体现的各种功能也比较充分表现出移民们的社会与心理需求。
在清代，重庆城内的各省籍移民中，“八省会馆”，又称“八省公所”非常有名。所谓八省，指移民重庆的湖广、江西、广东、福建、陕西、江南、山西、浙江等省（这些省本指元代时的省级行政区划，按现在行政区划则实际不止以上省份）的移民，以及其后云南、贵州移民修建的会馆及其组织。而湖广会馆又包括湖南、湖北两省。另外，在一些府、州、县还建有地区性的公所与会馆，大都附属于省籍会馆之下。随着移民的增加，会馆的功能也日益健全。会馆内，塑有可敬拜的地方神祇，以强化地方神祇信仰；有着同省籍移民的娱乐社交活动，如定期酬神演戏等；医药保健、养老育幼恤贫、办义学从事教育的慈善公益活动等。各会馆都会定期举办诸如庙会等活动，既唱戏酬神，又伴以商贸活动，气氛热烈。庙会活动一般在神祇的生日举行。早期的演出多为家乡戏，到后来，渐以川剧为主。会馆皆有戏楼，供演出之用。因此，会馆在川剧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会馆为同籍乡人聚会场所。会馆内同籍乡人交流、商谈，称之为“打乡谈”，一以慰乡情，一以辨真伪。会馆还进行一些慈善同乡之义举，如赈济、置义庄、义冢等。湖广会馆就在上清寺买地办义冢，上清寺就是湖广移民及其后裔的专寺。浙江会馆亦在江北买地办义冢。会馆还有“施药”之义举，尤以江西会馆为最[145]。
在重庆的各省籍会馆中，会馆活动开展频繁，如以一年计，“江西会馆12个月中多至300次；湖广会馆在200次以上；福建会馆在100次以上；其他各会馆70至80次不等”[146]。这些省籍会馆的建立及其开展的各种活动，成了移民加强历史记忆及其故乡认同的手段，移民们在有意无意间强化这种认同性记忆。在重庆湖广会馆内的齐安公所，仍然保存着两幅雕刻和一斜开的大门——望乡门，就深刻反映了湖广移民对故乡的思念和对移居地地域认同的矛盾心态。应该说，会馆开展的各种活动，使各省籍的移民群体及族群强化对自己的省籍的地方认同，增强各省籍移民的凝聚力，形成因原籍差异而不同的利益群体、社会势力集团，由此在增强这些省籍移民群体能拥有重庆的话语权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除了会馆外，宗族祠堂也遍及重庆全城。宗族祠堂是中国古代宗法制的产物，在各个地区基本都有。但是在重庆地区，由于各地的移民通常聚族而居，并且十分重视宗族情谊，由此建立的移民宗族祠堂就是当时的一大特色。宗族祠堂保留和延续家乡的宗族传统，通过尊祖敬宗，制定族谱、族规，强化血缘关系，维护团结，防止外来的侵害。目前，在重庆地区，保存较好的移民宗族祠堂很少。但是从江津区塘河镇孙家宗族祠堂、涪陵大顺李家宗族祠堂、云阳里市彭氏宗祠来看，这些宗族祠堂的建设规模宏大，古朴雅致，说明当时人们对于它们的重视。
各地移民会馆、宗族祠堂的建立，表现了各省籍移民们注重以族籍、乡籍来进行内部整合的观念。而移民宗族观念、同乡情谊的强化，导致了重庆地区新老移民群体人际关系的调整和整合性的加强，使各地移民到达新的定居地后，在处理各种人际关系、组织生产、经营商业，以及与地方官府打交道等方面，都有自己的民间性组织作为依靠，由此形成移民们在社会生活方面的特色。
第六节 移民推动着历史上重庆经济、文化的快速发展
首先，历次移民高潮推动重庆地区经济、文化的阶段性跳跃式发展。
历史上，几次大规模外来移民潮所形成的动力，直接推动了重庆城市及周边地区的几次大发展、大变化。早在汉代开发西南夷地区时，大量移民进入古代巴地，就促进了古代重庆地区经济、文化的快速发展。当时，来自北方的移民进入巴渝地区生产、生活，使巴地人口急剧增长，成为汉代人口繁盛之区。据《汉书·地理志》记载，西汉时巴郡有158643户，人口708148[147]；《后汉书·郡国五》载到东汉时有户310691户，人口1086049人[148]。而据《华阳国志·巴志》记载，东汉永兴二年（154）更达464780户，人口1875535[149]，户数较西汉初时增加了近3倍，人口则增加了2倍多。两《汉书》所载巴郡人口应该是政府直接控制的以汉族为主的编户齐民，而不包括巴境内难以统计的西南夷少数民族。而《华阳国志·巴志》的记载，则可能在统计方面更加全面一些。无论如何，两汉时期，巴郡人口的大量增长是无疑的。这一方面说明在两汉时巴地人口有了较大幅度的自然增长；另一方面也说明，当时有大量移民进入巴郡。否则，单凭人口的自然增长，人口是不会发展得这么快的。大量移民进入巴地，西汉政府专门在巴郡增设新的行政单位进行管理。由于其时巴郡所增加人口主要分布在西汉水（今嘉陵江）、潜水（今渠江）一带，西汉政府就在这些地区新设垫江、安汉、充国、阆中、宕渠5县，其人口占了巴郡人口的2/3左右。这说明当时有许多移民是沿着河的两岸顺流而行，在向西向北的迁徙、发展中定居或滞留于此的。
大量移民的进入，加快了古代重庆城的发展。作为巴郡治所的江州城，就是在人口增长的推动下，不断地扩充、发展。史载秦汉时期江州为郡县治地。秦灭巴蜀以后，置巴蜀及汉中郡，分其地为11县。张仪筑江州城，为郡治所。两汉时期，随着大量人口进入巴郡，江州城区人口群集，城市也繁荣起来。东汉时期，江州之繁盛，史有所记。据《华阳国志·巴志》描写当时郡治江州大城的情形：“地势刚险，重屋累居，数有火害，又不相容，结舫水居五百余家。承三江之会，夏水涨盛，坏散颠溺，死者无数。”[150]这虽然说的是江州城的水火灾害，但也说明了当时江州城人烟稠密，沿江而居，山水相依，重屋累居，依山建筑，屋舍梯级而上的情形。一方都会，跃然纸上。从引文来看，仅在长江及嘉陵江边，就有结舫而居者五百余家，数千人口，足见两江之滨亦甚繁华。这是重庆主城区的第一次扩展。
其后，历经各代，江州城不断扩充。明清时期，随着朝廷政策鼓励湖广等地民众移民四川，各地移民，包括湖北、湖南、河南、两广、山东等省移民大量涌入重庆。《明史·食货志》称：“太祖时，徙民最多。”[151]这些移民的陆续迁入，使之后的重庆人口再次繁盛起来。故当时有人称巴、蜀地域，“大抵今日所为土著者，皆国朝（清）定鼎以后，自粤东、江右、湖南北来。其来自洪武初年麻城孝感乡者，则旧家矣”。[152]
移民的增加，进一步加快了重庆经济、文化发展，主城区继续扩大。雍正《四川通志》云：“巴县附郭，沿江为池，凿岩为城，天造地设，洵三巴之形胜也。”[153]乾隆《四川通志》载：“明洪武初，指挥戴鼎因旧址砌石城，高十丈，周十二里六分，计二千二百六十八丈，环江为池，门十七，九开八闭，象九宫八卦之形。”[154]当时城区开九门，朝天门、东水门、太平门、储奇门、金紫门、南纪门共6门面临长江，临江门、千厮门2门临嘉陵江，通远1门与陆路相接。其后人口更加密集，重庆城区面积不断扩大、充实，奠定了此后600年重庆城的规模。直到20世纪20年代，重庆主城区的面貌还基本上与当年旧貌相差无几。
至清末，重庆城区工商业增多，变得更加繁华。光绪五年（1879）岁末，丁治棠经行重庆时，清晨见“沙岸人立如麻”，“商帆集万艘”[155]，很是繁荣。俞陛云光绪二十八年（1902）所见的重庆城，人口繁盛，各地商贾云集于此，所谓“居民八万户，楼台灯火，布满一山。滇越行李，江楚舟樯，争惊于其间”[156]。
重庆的第三次大发展，是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南京的中央政府将重庆定为战时首都。1939年5月重庆升为中央直辖市，重庆成了大后方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于是，大量国民政府的党政机关军政人员、中国东南部、中部的重要军工企业和科技、文化、艺术机构及其随同人员，大量西迁重庆，致使重庆人口激增。重庆城市的市民结构、工业基础、科技布局、文化层次都随着大量人口的涌入，发生了很大变化。例如在工业基础方面，随大量工厂内迁，以及随之而来的工业移民，奠定了近代重庆工业经济布局，工业经济在重庆经济中开始占据重要地位，初步形成重工业、轻工业等配套的工业体系。在城区建设方面，1939年5月3日、4日，日寇飞机开始对重庆狂轰滥炸，此后，日机大轰炸愈益频繁，使得设在市区的部分机关、学校、工厂及所住居民，纷纷向郊区疏散。因此，重庆郊区人口迅速增加，郊区地带畸形地繁华起来，出现了一大批人口密集的区域和集镇，如小龙坎、新桥、沙坪坝、石桥铺、歌乐山、青木关等地，与旧城一水之隔的江北、南岸等城市周边区域也得到了很大发展，这就使重庆市区面积迅速扩大。为了适应这种情况，抗战时期的重庆政府致力于改善市政建设。经过几年城市建设，“在几乎是空白的基础上，市政公用各项事业犹如雨后春笋般发展，供电、供水、市区道路，轮渡、公共汽车客运、房地产开发、邮政电讯、医疗机构、慈善事业、难民赈济、环境卫生、防空设施、下水道维修等，从小到大，从简单和结构单一向近现代化发展起来，速度之快，在近现代城市发展史上实为罕见”[157]。由此奠定了重庆近代城市建设的重要地位。在文化、艺术、教育方面，抗战时期各地区文化机构及其随迁人员大量涌入重庆，大批的文化、教育、科技、艺术精英也随之云集重庆。重庆集中了当时全国著名高校如国立中央大学、复旦大学、交通大学、山东大学和许多国内外有名的科学家、艺术家、教育家如陶行知、晏阳初、张伯苓、喻传鉴等，大大提升了重庆科技文化水准。尽管国民政府还都南京以后，一大批文化精英随之离开重庆，但经过抗战八年的文化熏陶，重庆文化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多元性、开放性传统，重庆的科技、文化、艺术也得到了飞跃式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以后，20世纪60年代国家对于西部战略大后方的“三线”建设，东部、东南部的大量军工、科技企业，以及随行人员向西部地区的内迁，再次使重庆地区云集了许多国家的重要企业、重点工程，以及大量的科学技术精英。在工厂内迁中，重庆迁建、新建了200多项大中型骨干企业和科研单位，使重庆的工业固定资产原值一跃而居全国第五位。这次大迁移，既是重庆工业结构得到新的调整的契机，初步完善了重庆作为现代工业城市的布局，使重庆成为长江中上游重要的工业城市；又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重庆迎来的又一次人口迁移的高潮，由此促进了重庆人口结构的再次改变。
总而言之，在历史上，由于历次大规模移民，使重庆的经济、文化、教育、艺术也实现一次次飞跃式的发展，由此奠定了重庆作为长江中上游地区科技、文化、教育重镇的地位。
其次，各地移民的进入，使重庆的农业、手工业、工商业迅速发展起来。
重庆地处四川盆地东部的丘陵地带，境内江河纵横，土壤肥沃，矿产丰富，资源条件优越。但是在先秦时期，由于交通不便，群山逶迤，重庆地区的经济发展处于十分落后的局面。秦汉时，随着封建政府对于西南夷的开发，大量北方移民迁入巴蜀，使这一地区的农、工、商业都有了迅速的发展。
随着人口的增加，大量荒地被开辟出来，农耕地的面积大大扩充，中原地区新型的铁制农具已经在巴地推广，牛耕普遍使用，水稻在巴郡平坝地区广泛种植，农业得到了很大发展。据文献记载，当时的江州“县北有稻田，出御米”[158]，所产稻米因为质量上乘，被列为贡品。而粮食产量也大大增加，出现粮食外运的情况。在经济作物方面，秦汉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汉书·地理志》对巴蜀的繁荣曾经描述说：“巴、蜀、广汉本南夷，秦并以为郡，土地肥美，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疏食果实之饶。南贾滇、僰僮，西近邛、莋马旄牛。民食稻鱼，亡凶年忧，俗不愁苦。”[159]
此后，巴地的农业不断发展。从东汉到隋唐，随着大量人口在重庆峡江地区的定居或者滞留，重庆沿着长江及其支流两岸的土地大量开辟，农业、手工业包括经济类产业快速发展起来。例如稻米作物就在这里发展起来。《蜀中广记》卷21引《舆地纪胜》曰：“城东有东瀼水，公孙述于水滨垦稻田，因号东屯。东屯之田，可得百许顷，稻米为蜀第一。”[160]唐代杜甫寓住夔州东屯，当时也有稻田百顷。“东屯稻畦一百顷，北有涧水通青苗。晴浴狎鸥分处处，雨随神女下朝朝。”[161]自宋以后，水利设施的修建，使稻作农业进一步发展。南宋诗人范成大入川为官，见梁山军（今重庆梁平县）引瀑布溉田，兴奋地做诗曰：“人间只见秧田润，唤作蟠龙洞里泉。”[162]他还用竹枝词的形式描写云阳酒浓米贱的情况：“五月五日岚气开，南门竞船争看来。云安酒浓曲米贱，家家扶得醉人回。”[163]对于重庆的丰富物产，范还写了《恭州夜泊》：“草山硗确强田畴，村落熙然粟豆收。”[164]恭州（重庆）虽多山地，但却胜过田畴，可产粟豆。随着移民的增加，其他方面的生产也快速发展。例如盐业，至清代，夔州府属的“奉节、云、开、万等县……北连万顷柴山，常有各省流民一二万在彼砍柴，以供大宁盐井之用”[165]。云阳云安场制盐工人以湖北黄安籍陶、郭二姓居多，有“陶三千、郭八百”之说法[166]。
明清时期，农业经济得到了更大发展。由于外地移民人数增多，开始由平坝深入到广大山地进行农业开垦，形成汉族民众向少数民族分布区延展、推进、开发的局面[167]。这一时期，农作物种类也大大增加。有学者根据文献材料对比先秦、唐宋、明清物产，发现重庆物产结构在唐宋与前期差别不大，只是种类、数量有所增加，而明清时期重庆物产的结构和种类则均有重大变化[168]，表现在结构的不断合理，种类的不断增加。例如，当时除了传统的旱地农作物小麦、燕麦以外，包谷、红薯也大量引进与传播。光绪《奉节县志》：“包谷、洋芋、红薯三种，古书不载，乾嘉以来渐产此物，然犹有高低土宜之异。今则栽种遍野，农民之食，全恃此矣。”[169]光绪《黔江县志》记黔江除稻谷外，“包谷有数种”，也种有甘藷（番薯，即红薯）、芋（洋芋、水芋、旱芋三种）[170]。包谷、红薯都是高产农作物，对种植的环境要求不高，重庆丘陵、山地的复种面积大大增加，成为重庆旱地农业的主角。这对于农业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明清时期，经济作物也发展起来。乾隆《巴县志》卷10《物产》载当时经济作物种类繁多，产量很大，经济价值可观。例如其中蔬类就有28种，瓜类11种，果属25种，“药属、花蜀，其类甚广，难以枚举”。而麻、水果、桐籽树及各类药材等则在经济作物中占了很大比重。由于农业及经济作物的发展，人口的大量增加，重庆的不少地区出现了人多地少的情况，也引起了部分地区生态环境的恶化。道光《重庆府志》卷1《风俗》中就说道：“渝郡土宇则由狭而广，开辟尽也；人民则由寡而众，茲生繁也；土著则由富而贫，习于奢也；物产则由饶而减，竭其力也。”[171]
明清时期，重庆的工商业也快速发展。当时，大量土特产品通过重庆及峡江流域，来往于四川、陕西、两湖、福建、贵州、云南、江西、河南、河北、广东等地。“三江总汇，水陆冲衢，商贾云屯，百物萃聚，不取给于土产而无不给也。”“或贩自剑南、西川、蕃藏之地，或运自滇、黔、秦、楚、吴、越、闽、豫、两粤之间，水牵云转，万里贸迁。”[172]一方面，由于重庆人口的大量增加，商业城市体系开始形成。重庆、合州、万县、铜梁、南川、涪州、巫山等城市已经开始形成商业网络。重庆城区作为长江中上游地区和四川盆地东部、东南部地区的中心商业区域，起着远近货物集散的作用，《蜀中广记》称“独渝为大州，水土和易，商农会通”[173]。许多货物及土特产等均由重庆城区各码头贩运至沿江各口岸，以至于重庆在粮食贩运上，每年“下楚米石数十万计”[174]。乾隆时期，重庆城的商帮已有25个，各业牙行达150多家，城内已有街巷240条。广东、浙江、福建、江西、两湖、山西、陕西等省的商贾往来频繁，商船去来如织。再如重庆远郊的铜梁县，“本地人民，粟米布帛，自为贩运……或南贾叙泸，北贾潼郡，所行货以射洪、太和镇生纸为大宗”。[175]就连远在重庆东南部的秀山，“居货成市，竞来商贾，千里奔走，为一都会。其物通行，流衍达乎江汉、河泲、淮海之乡，通有余，补不足”。[176]另一方面，在重庆地区，农村集市也开始形成网络。如直隶酉阳州“市肆既繁”，“商贾萃聚，贸迁有无”[177]。集市货物，有粮食、布匹、日常用品、生产工具、农副土特产品、药材、茶叶，等等。这些客商，大部分是明清以来移民。如当时峡江沿岸的大宁县商贾一半为客籍，巫山商贾大半客籍，城口县客商亦多为附近州县及湖广、陕西、江右之民。这说明，在明清时期，由于大量人口的增加，土地的开辟，农副业的兴旺，工商业也相应地发展起来，元末明初的衰败气象一扫而光，重庆地区的经济开始复苏并且迅速发展起来，成为长江中上游及西南地区的重要都市及农副产品的生产地。
当然，由于明清时期大量移民的迁入，移民后裔人口的增加，导致土地资源的紧缺，土地也出现了过度开垦的情况。如在重庆峡江地域的巫山、奉节、云阳以及今渝东南等地，由于移民大量涌入山区腹地毁林开荒，种植玉米、洋芋、红苕等旱地作物，致使森林植被遭到破坏。如秀山县四郊多山，“旧时材木不可胜用”，至光绪年间“垦辟皆尽，无复丰草长林”[178]；巫山至光绪年间也是“林木多伐，少郁葱之象”[179]，此二例便是当时移民增加而造成植被破坏的缩影。
再次，各地移民的进入，使重庆特色文化发展起来。
在重庆历史上，由于湖南、湖北、江西、广东、广西、福建、安徽、江浙、陕西、贵州等地移民大量涌入，使重庆形成了五方杂处、文化习俗并存的局面，重庆的特色文化也发展起来。
自古以来，巴与楚、吴、越等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就很多。《华阳国志·巴志》：“江州以东，滨江山险，其人半楚，精敏轻疾。”[180]宋元明清时期，来自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移民定居重庆，强化了重庆地区的楚、吴、越等地的风俗。宋人苏辙经行忠州时作《竹枝歌》，描述道：“舟行千里不至楚，忽闻竹枝皆楚语。楚言啁哳安可分，江中明月多风露。”[181]指出巴渝地区与湖广两地语言、文化的近似性。尤其是峡江地区与两湖在文化风俗很多方面几乎相似。端午节本是楚地的节俗，历史上的重庆地区的很多州县与楚地一样也要过端午节。如奉节县，以屈原为夔之乡贤，故于端午节馈角黍，并龙舟竞渡，岁以为常。因此有记载认为重庆峡江地区为楚边陲，“接壤荆楚，客籍素多两湖人，风尚所习，由来久矣”[182]。明清以来，以重庆为中心的三峡各个沿江府、州，处于“湖广填四川”移民迁徙路线之要道，因而吸纳了较多移民，形成“夔郡土著之民少，荆楚迁居之众多，楚之风俗即夔之风俗”[183]的局面。而闽、粤移民迁居进入重庆以后，使重庆的两湖、闽、粤等地文化风俗日益蔓延，与本地习俗结合在一起。民国《大足县志》卷2《风俗》记该县“清初移民实川，来者又各从其俗，举凡婚丧时祭诸事，卒视原籍所通行者而自为风气。厥后，客居日久，婚媾互通，乃有楚人遵用粤俗及粤人遵用楚俗之变例”。[184]各地的这些移民迁居重庆，无疑会加强重庆风俗与楚、吴、越、闽等地文化风俗的融合，从而引起了重庆地方文化习俗的渐变。
近代以来，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重庆作为抗战大后方的国民政府陪都所在地，大量政府机构及军政、科技、文化人员移居重庆，其中包括许多来自长江中下游地区如苏、浙、沪等地的“下江人”和鄂、湘地区的两湖人，这使楚、吴、越各地的文化风俗进一步与重庆的本地文化习俗相融合。在当时重庆一些地区和随迁人员中，源自苏、浙、沪的“下江文化”渗透到人们的生活生活之中。“下江文化”和巴渝文化相结合，使重庆城区的社会生活氛围与文化风气更加具有苏、浙、沪、楚的多元文化元素。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大“三线”建设的发展，苏、浙、楚、粤、陕、闽，也包括东北、华北地区的大量人员随迁重庆，使重庆文化习俗更加具有多元化特色。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重庆的一些内迁工厂、社区中，“下江文化”、东北习俗都还占有一定的地位，有的甚至成为“下江文化”、东北习俗的“文化孤岛”。这种各地文化习俗的融合，就使重庆的文化风气更加具有着五方杂处、文化习俗并存的多元化趋向。
与重庆靠近长江沿岸的地理环境相近，重庆特有的码头文化也富有特色。在过去，长江及川江主要支流如嘉陵江、沱江、乌江流域即是粮、棉、糖、盐产区，又是重庆连接其他地方的运输纽带，也是各省移民通过长江水道进入四川、重庆地区的必经之路。长江及其支流的水路沿岸，市镇码头密聚，将沿江傍河城市串联起来，形成以重庆为枢纽的长江上游、中下游的商业贸易水运网络和客货集散地，同时也形成了一串串水陆集镇。由于过往船只众多，四面八方的客商文化风俗各异，因此这些码头逐渐形成了五方杂处、文化习俗并存的特色文化。例如重庆城本身就是一个大的水码头，自古以来，它的建筑就与码头有密切关系。重庆老城滨江临水，沿着城墙筑有十七道城门，九开八闭，以象九宫八卦。如果我们沿着朝天门码头向长江上游数去，有翠微门、东水门、太安门、太平门、仁和门、储奇门、金紫门、凤凰门、南纪门、金汤门等11道。沿着嘉陵江向上游数去，有五道城门，即西水门、千厮门、洪崖门、临江门、定远门。重庆老城沿着长江码头一线，建起了繁华的下半城街区，过去多为过往船帮、客商、纤夫、码头工人服务，至今仍然是重庆城区的主干街道，如解放东路、解放西路、陕西路等。在很多的时候，下半城比上半城更加热闹，往来客商、船帮更多。
由于重庆拥有面临长江、嘉陵江二水交汇的交通便利，自古以来，许多沿长江水路出入重庆的四面八方的人们，都在重庆老城区商贸、歇脚、娱乐，码头文化也就应运而生。例如在码头上，常常存在袍哥等帮会组织；因为重庆码头山高水深，上下坡度大而特有的脚夫、力夫、挑夫、抬工等“下力棒棒”；有专门为各地来往的客商和船夫们休息、娱乐、吃喝、交易的各种栈房、饭店、茶馆、货铺、戏院、妓馆等；同时由于来往的各地人口太多，还有具有各地特色的会馆、同乡会等。这些往来客商，或者靠近水码头居住，为往来商旅服务的街市上的人们，就有许多是历代迁居而在重庆沿江市镇居住、谋生的移民。他们在这些地方居住、从业，各地文化习俗也由此融合进这些以码头服务业为主的市镇风俗里，使许多地方的风俗习惯在此地五方杂陈。现在我们由重庆老城区顺着长江、嘉陵江的上下游前行，还能发现许多过去曾经十分繁华的沿江码头，这些码头现在虽然已经衰败，但是我们仍然可以从许多残留的遗址中看出曾经的繁华和兴旺。例如由朝天门沿着嘉陵江上行的磁器口小镇，过去就是由合川、武胜等地下到重庆的来往客贩及船夫的歇脚、交易地。磁器口小镇上的小巷、街道和店铺，都还残留着过去重庆老码头的文化痕迹。
川剧也是重庆的特色文化。明清时期，湖广等地的大量移民涌向巴蜀地区，各地声腔不同的剧种也随之而来。当时，在巴蜀地区，传统的各地剧种如高腔、昆腔、胡琴、乱弹与灯戏随着各地移民进入巴蜀，并且流行开来。为了适应不同省籍的移民人群，人们就用四川方言与各种外来戏曲同台演出，从而形成共同风格的民间戏曲，统称为川剧。在川剧中，糅合了江西“弋阳腔”的高腔表演特点；具有苏昆传统格律的四川特色的川昆；由湖北汉调发展而来的川剧的胡琴戏；由陕西秦腔传入巴蜀演变而成的轻松活泼、抒发感情的乱弹；以短小活泼，乡土风味浓郁为特色的四川民间小调灯戏。这种由各地戏曲与本地曲目杂糅而成的戏剧，就是当时盛极一时的川剧。可见，正是移民文化孕育了川剧这种特色戏剧。
大量移民的进入，使重庆的民间信仰也发生了变化。早先的重庆地区有着尚鬼信巫的风俗，宋代三峡民间仍然保持“其俗信鬼”的信仰，峡中人家因为多奉事鬼，于是家养一猪，待祭鬼才用[185]。到了明清时期，各省籍移民大量进入重庆，移民到了新环境后，出于精神上的寄托，以及利用乡土神祇联络同籍乡情，整齐人心的需要，于是将原籍的地方神祇也移到了新居地，建庙修寺，供拜神灵，形成了重庆地区多元神祇并存的局面。各省籍移民广泛建立自己家乡的神祇庙堂。如湖广籍移民建立禹王宫，主要奉祀大禹；福建籍移民建立天后宫，主要奉祀北宋福建蒲田县林氏女；江西籍移民建立万寿宫，主要奉祀晋代汝南人许真君许逊；陕西籍移民建立三元宫，主要奉祀关羽。而奉祀大禹的湖广会馆较多，据统计，明清时期的重庆，湖广会馆不少于113处，其中比较集中的如云阳29处，江津22处，万县11处，大宁6处，开县5处，长寿3处……[186]追究其原因，我们可以发现湖广家乡神祇的祭祀，与湖广地区的民众生存状况有关。湖广地区，河泽众多，洪水为患，于是湖广民众纷纷拜祀大禹，以图借此平息水患，祈求平安。移民进入重庆后，这种信仰依旧不变。加上重庆境内依然是河流纵横，水路交通发达，船运兴盛，客商往来多，为了祈求人与船的平安，湖广移民纷纷对古代治水有功的大禹王供奉祭拜，并修宫庙祭奠。于是在湖广移民人数多的地区，往往会馆、寺庙亦多，会馆、寺庙崇拜和祭祀对象，都是移民们在原家乡地方的神祇。随着湖广移民增多，湖广会馆也在沿江两岸市镇频繁出现。这反映出不同来源地之移民们对家乡的思念，以及希望家乡神祇对他们多加保佑心态。
移民的大量进入重庆，亦形成了风格各异的姓氏文化。现在重庆许多地区的姓氏，都是明清时期“湖广填四川”迁入重庆的移民家族。管维良先生认为，中国人的姓氏虽然号称“百家”，其实有上千个。而重庆本地人的姓氏最早来源于巴人，巴人有白虎与龙蛇两支。其中白虎巴人有五姓：巴、向、覃、樊、郑。龙蛇巴人有七姓：罗、朴、咎、鄂、庹、夕、龚。这12个姓的族人，可以称得上是重庆最早的真正“土著”。从春秋战国时代，大量汉人开始进入四川盆地，其宗族姓氏开始迅速增加。其后各地移民充斥巴蜀地域，百家姓氏几乎覆盖了整个巴蜀地区。现今重庆的许多区县，其姓氏几乎都来自湖广、闽、赣、浙等地。例如1994年新版《忠县志·人口》引用《忠县姓氏志》记，至1982年重庆忠县户数人口中，有明清以来迁入117个姓氏，占1982年全县总姓氏331个的35.3%[187]。再如荣昌县盘龙镇，作为一个客家人的集中居住地，客家人口占全部人口的50%左右，分布在盘龙镇12个村4个社区。客家人主要集中在李、张、周、黄、颜、马、叶七个大姓。这几个大姓也是盘龙镇自明清以来最大的移民姓氏。人们通过移民姓氏，可以保留客家文化的原脉，寻根归宗，找寻自己的家族渊源，形成地域自己家乡的历史追忆。
移民也影响重庆的建筑风格，重庆一些地区的建筑风格仍然保留着各省不同的建筑审美传统。由于重庆沿江地区多雨潮湿，森林茂密，气候湿热，为了更好地保持房屋干燥，于是普遍使用干栏式建筑，多用竹木和泥作墙，即传统的竹骨泥墙。这种吊脚楼民居成为当时重庆许多城镇的主要建筑风格。明清以来，各省移民迁徙重庆，他们根据自己过去房屋建筑的经验，在民居的建筑材料方面，大量采用砖瓦结构，兼采南北民宅四合院的建筑风格，使单体宅院、宅群以至集镇建设日益成熟。四合院平面住宅因此得以在巴蜀开始普及，重庆人习惯说的“天井”，就是代称四合院的俚语[188]。
另外，明清时期在重庆广泛兴起的会馆建筑，也反映了移民家乡建筑民俗的特点。在重庆江津区真武场客家聚居地中，过去有着有“九宫十八庙”之称的移民会馆公所。这些移民会馆公所中，有福建客家移民会馆天上宫、广东客家移民会馆南华宫、江西客家移民会馆万寿宫，另外有建于20世纪欧式风格民居吴泽俊住宅、建于民国时殖民式风格民居马家洋房子。这些建筑气势雄阔，结构宏伟，特别是马家洋房子更是布局精巧，组合奇特。通过这些客家移民修建的会馆和住宅，我们可以想象出当年江津区真武场的房屋建筑风格的各异，想象当时客家人对于自己原籍本土的思念之情[189]。再以建筑在重庆主城区渝中区的湖广会馆为例。湖广会馆是湖广移民根据本地建筑特点而修建的同籍会馆。该会馆始建于清乾隆二十四年（1759），道光二十六年又加以扩建，总占地面积达8561平方米，坐北朝南，大门面对长江。会馆依山而建，鳞次栉比，气势宏伟。建筑高差有别，错落有致，梯步蜿蜒。主体建筑依中轴线排列，巍峨古朴。与北方砖石结构的建筑不同，禹王宫是南方庙宇常见的木结构悬山式小山瓦顶，其中大量使用的是木柱。据说这些木料都是移民们专门从湖广运来，其投工之多，造工之精，令人叹为观止。会馆里，大殿、戏楼雕梁画栋，粉壁彩屏，富丽堂皇。同时，湖广会馆广泛使用了封火山墙。例如禹王宫的“水”形山墙、“金”形山墙；齐安公所的龙形山墙、五花山墙等。封火山墙这种建筑形式是浙江民居、湖广民居和广东、福建的客家民居等较多使用的建筑样式。明末清初以前，在四川本地，民居很少使用封火山墙。随着湖广地区移民大量迁徙入巴蜀，封火山墙这种建筑样式也多出现于移民会馆建筑和移民的民居住宅、祠庙建筑中，显示出它们不同于巴蜀传统的建筑风格。现在会馆中，还保存有“云水苍茫，异地久栖巴子国；乡关迢递，归舟欲上粤王台”一副对联，反映客家先民拓荒异乡的创业艰辛和对故乡的思念之情。它说明，移民们的原省籍文化深深融入移民心里，也融合进了移民们的活动场所即会馆建筑之中。
总之，自古以来，各地移民迁徙重庆，使重庆的经济、文化有了很大发展。作为中国直辖市、长江上游经济、文化中心的重庆，正是在东南西北各地移民的推动下，才有了现在的辉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