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康熙年间（1662—1722年）巴县廉里圣灯山移民背景，乾隆《巴县志》 载：“圣灯山，县西南百二十里，峰高路险，上有古刹，下有隘口。” 印证其地理与宗教属性。 经查阅相关文献资料，作如下了解。圣灯山位于巴县西南部廉里（距重庆城约百里），属云篆山余脉，海拔约1000米，地形险峻、森林密布，与鱼洞溪形成鲜明对比。
圣灯场是一个出名的宗教场所，山巅有明代古寺“圣灯寺”，为佛教圣地，香火延续至清代。 汛兵名册提及“圣灯山隘守兵张彪等十二名”，同时在清初也是军事隘口：扼守重庆通往贵州的驿道，康熙初年为防夔东十三家残部，曾设汛卡戍守。当地也是匠人聚集地，吸引少量匠户（石匠和木匠为主），圣灯寺及附属田产管理，康熙中期全境约30—50人， 驻守隘卡，每汛约10—20名兵丁及家眷，零散山民（农户/匠户）约 20—30户（100—150人） 分散山腰垦殖（玉米、薯类）、伐木烧炭为主。曾有香客、商贩（药材/山货收购）、驿道挑夫等出入。后来僧侣、杂役、驻兵等常住人口约 60—100人，辖区总人口约250-350人。
康熙三十七年《重修圣灯寺记》碑文载：“僧众开荒山以自养，香火渐复”，寺庙拥有周边山林田产，僧侣掌握资源分配权，节庆形成临时市集，汛兵由巴县绿营调派，监管驿道安全并协防土匪（康熙初期川东匪患未靖），当时的农业属于自给式山地农业（产量低，需下山换粮） ，手工业以竹编、木器为主，山货经挑夫运至山下场镇（如跳石场）交易。圣灯山的移民与平坝地区不同，康熙年间圣灯山移民多为零散迁入： 湖北匠户（石工、伐木、烧炭） 、贵州逃荒农民（租种寺田） 以及战时利用山地隐蔽性的避乱人群，寺庙和汛卡构成当时的人口核心；其发展明显滞后于平坝场镇，直至乾隆以后因木材贸易兴盛，人口才显著增长。
山地避难者以川东、黔北为主（战乱逃避（夔东十三家残部清剿）），寺庙依附群体以湖北、贵州为主，匠户主要来源，以湖广（湖北为主）以山林资源开发为基业，圣灯山移民多为零散个体，依托寺庙、军事据点或资源需求迁入，70%以上人口直接或间接依附于圣灯寺（僧田耕作、寺庙修建、香火服务），匠户、药农常季节性往返山下场镇，避难者待局势稳定后多迁往山下的平坝处。
圣灯山交通，清代《巴县志》称“攀援而上，十步九息”，雨季山洪冲毁道路，冬季雾锁深谷（年通行期约200天），主要驿道（官道）是重庆城—綦江—贵州（经圣灯山隘口），官道以军事防御、公文传递为主，石板路陡峭多弯，仅限驿道平缓段，骡马驮运军需、粮食；朝圣香客、寺庙物资运输，山脚跳石河—圣灯寺（登山主径） 木材、木炭、药材下山以泥泞土路，依赖人力背运，其中主要使用背架、竹篓，竹杠担抬，每担（60公斤）需2日往返。富庶香客登，山则由专业挑夫承运。当时山上有匪患康熙初年夔东十三家残部活跃山林，商旅需汛兵护送。当地移民聚落集中于驿道隘口和香道节点（如半山腰的歇脚点），当地匠户多于运输小道分散而居，方便木材运送。其中的湖广匠户引入了鄂西山地筑路技术（干砌石阶、排水沟），康熙后期香道得以加固。寺庙组织香客捐资修路，康熙五十年（1711年）圣灯寺碑刻载“凿石三百阶，惠泽行旅”。
四川档案馆，康熙五十八年《巴县汛兵调动册》载：“圣灯山隘口戍卒十二，护驿道商队三十一次。” 《清代巴县档案汇编》有载，康熙四十年地契：“黔民王茂才佃圣灯寺山田二块，年纳谷三石，以山道险远折银交付。”乾隆《巴县志》：“圣灯山径如悬丝，贩夫负薪蹑云梯。”圣灯寺康熙碑刻：“楚匠李一龙率百人修大殿，运梁木坠崖者三人。”当时当地山民，多以租佃户为主，当地移民以零散的湖广匠户、贵州佃农为主体，高度依附寺庙与军隘生存。交通上受制于险峻地形与低效运输，形成“以人力背运为核心、驿道香道为骨架”的体系。这种环境使该区域未能形成大规模移民，却成为观察清代山地拓殖特殊性的典型案例。具体待查《巴县清代移民谱牒辑存》（重庆出版社），其中收录跳石周氏（湖北麻城）、周家张氏（贵州遵义）等康熙迁入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