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重庆自然概况与移民的关系
一 资源环境与移民的关系
重庆地区自然环境优越，从资源条件上具有较大人口承载量的资源基础。而且社会环境方面，也具备长期兼容外地居民迁入的条件。
“人口承载量”（supporting capacity for population），是指“在一定生产条件下土地资源的生产能力，以及一定生活水平下自然环境所能承载的人口限度”[122]。重庆地表、地下资源丰富，资源组合条件较好，利用价值高、开发潜力大，是我国自然资源富集地区之一。正如上述，在各个历史时期，重庆以优越的盐业资源、丹砂资源、渔猎资源、林木资源等为人们的早期经济开发和文明演进提供了良好条件。而在现代，随着新经济生产方式和新资源的开发，重庆资源利用和经济建设正进入发展新时代。例如重庆药用植物资源丰富，是全国传统的重要中药材产地。大面积山区生长的野生和人工培植的中药材有2000余种，主要有黄连、白术、金银花、党参、贝母、天麻、厚朴、黄桕、杜仲、元胡、当归等。在现代资源开发和经济生产中，不仅药材整体资源仍然具有优势，而且还培育出区域优势品种。如现在的石柱土家族自治县黄连产量居全国第一，是著名的“黄连之乡”。
再如在矿产资源开发和利用方面，重庆具有极大的发展潜力。重庆是全国大中城市中矿产资源最富集的地区之一。已发现矿产75种，查明具有资源储量的矿产54种，开发利用的矿产39种。其中天然气、铝、锰、钡、锶等16种矿产资源的查明储量位居全国前10位。探明矿藏产地353处，储量矿产潜在价值3882亿元。优势矿产除有煤、天然气、锰、汞、铝、盐卤等常见资源外（万州区、忠县及云阳县等地岩盐和盐卤资源探明储量为20亿吨，在全国排第2位。铝土矿主要分布于重庆市南川、武隆、黔江等地，已发现矿产地26处，探明矿石储量6571.28万吨，在全国排第6位）。在锰、钡、锶等稀土资源方面尤其具有极大开发前景。
一方面是自然资源的丰富，另一方面则是自古以来巴渝大地上的人们对于这些丰富的自然资源的创造与利用，使其资源的人口承载力不断扩大。重庆平地较少，山林丰茂，农耕面积相对较少。但历史上重庆古代居民发挥聪明才智，利用本地资源进行了许多发明创造，对经济生产条件进行改善。如重庆山地垦殖引水不便，人们便利用本地出产的许多大型竹类，内通其节，使其连接不断，建成所谓“连筒”，“连筒，以竹通水也。所居离水泉远，不便汲用。取大竹，令本末连续不断，阁至平地，或架跃涧谷，引水而至。又能激高起数尺注之，池沼及庖厨之间，药畦蔬圃，亦可供用”[123]。根据考古资料研究，重庆人民早在秦汉时期已经开始使用这种技术进行农业生产。[124]这种适宜环境、改善生产条件的技术，成为重庆经济生产中的传统技术，外来人也能积极学习和使用。宋代陆游在《退居》诗中，即记述自己利用“笕水潺潺种药园”。[125]“笕水”，即利用竹笕连筒所引之水（《舆地纪胜·大宁监·官吏注》）。
再如在历史上，重庆地区的劳动人民努力克服山地不利于水稻种植的困难，发展塘堰和水车灌溉，进行了较大面积的水稻种植。如前述在巴县（今重庆主城），清代雍正元年兴建有宋家沟南、北堰，灌田约万石。乾隆时期，巴县的水利设施被称为“巴之堰，指不胜屈，巨者一百八十二个，旧塘五百八十七个，新塘一千七百一十九”。[126]在重庆西部的永川县，乾隆初年以前，筑堰三百余，塘数百处，等等。重庆地区有的县在清代因不方便进行塘堰修建，于是架设龙骨车进行灌田，同样也有大规模水稻种植。如定远县（今四川武胜县，清时属重庆府），“定邑无堰，春水稍迟，民皆用龙骨车引水层叠逆上数十丈”灌水田（道光《重庆府志·卷一》）。清代万县甘宁坝东麓的芦管口塘堰，灌溉农田面积可高达数千顷，并且境内还开发冬夏不竭的热水源泉，灌田达数万顷（同治《万县志·地理志·水利》）。夔州府的开县、万县，清代时在峡区水稻种植规模中最大。“夔府产稻之乡首开县，次万县”；“开县沿东溪两岸用筒车灌溉沃田数百顷，万县临大江多溪河，里甲塘堰之数不可胜计。其地大半山田而为腴米之乡，小塘尤多达五千余”（同治《万县志·卷九·地理志》）。峡区江边的临江市（今忠县），有水田数百顷（《三省边防备览·卷九·民食》）。又奉节县在乾嘉年间，里人王天成相度地宜，傍山修堰，引九眼龙洞泉水，逦迤六七里，名七里堰，沿岸开田二千余顷，约出稻谷千余石（光绪《奉节县志·卷八·水利》）。《三省边防备览·艺文下》记巫山县北的水塘坪一带，“沿途山沟两旁坡下俱辟水田，田随山势之高下如梯级”。三峡支流山区的大宁县野鹿窖，有“泉出山巅，周旋盘折，支流旁达。倚山为田，大不盈丈，重叠而下，俗名梯子田。源泉混混，地亦膏腴。只勤耕耨，不忧歉丰”（民国《云阳县志·卷一三·礼俗中》）。清代中期，就连深处三峡腹地的山区大昌县，也种植有两千多亩稻田（《三省边防备览·卷八·险要下》）。
重庆大部分山区自古以难行著称，但不同历史时期，各区域内居民对交通环境也曾进行过努力改造，使区域内居住和交通环境逐渐适合人们的迁徙和人口大融合。如宋代范成大曾作《麻线堆》一诗，记述了宋代僧人在峡州雇工修建山路：“随山刊古木……舆梁捷飞度……天险固自若，当令略成蹊。”[127]这就使重庆优越的资源环境，在勤劳、团结的各族人民努力下，为人口的发展与繁衍奠定了比较好的基础，为重庆历史上人口迁徙准备了良好的社会环境。正因如此，自古以来，以现今重庆为中心的巴渝大地，成为中国西南、西北部，以及联系长江下游、中游、上游区域的人口频繁迁徙之地。不论是秦汉、隋唐、宋元时期中国人的避乱迁徙，还是明清时期大战乱之后的“湖广填四川”的大规模人口迁徙，位于长江中上游的古代巴渝地区，始终是人口频繁迁徙与流动的目的地或居留地。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重庆地区丰富的自然资源以及人们对于自然资源的创造与利用，使其达到一定的人口承载力，显然为这种人口的迁徙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
二 经济地理与移民的关系
经济地理从人类经济活动的空间区位、生产组合类型及其发展过程等方面反映着区域内的经济活动状况。经济地理条件如何，也决定着区域内人口的迁徙和流动。
历史上，重庆地区的经济地理一直凸显出开发移民的特点。重庆以山区地貌为主，在早期历史上毕竟是人口较少的地区。所以历史上移民的总体趋势是以外来人口的迁入和对资源开发为主。宋代时，夔州《泮宫达泉铭》刻记“夔拥山椒，云顶厘郛”：厘，治也；郛，城也[128]。史料记载人口的移入，发生了在高海拔地区种植农作物、治理居址的情况。在清代早期时，重庆地区也还保存着较好的原始生态环境。所以康熙、乾隆年间，大量江西、湖南、湖北、河南、安徽等地的农民移入重庆地区。朝廷当时对这一现象也实行鼓励政策，乾隆曾谕令“山头地角宜种者听垦，免其升科”，外来移民的迁入，对重庆经济结构和生产技术等都带来了很大改变[129]，同时也进一步促进了重庆地区自然资源的进一步开发利用，以及环境对人口承载能力的加大。例如，玉米、甘薯等农作物在明代中、后期已传入中国，首先在我国沿海和东南地区传播。但由于重庆地处内陆，因此一直至清代早、中期大量移民迁入后，才实现了这些外来高产农作物的大规模种植。外来优良农作物适宜重庆山区生长，耐寒、耐旱、耐贫瘠，为人口从低海拔向高海拔山区扩散和移居提供了物产条件。由此而形成了清代早中期中国最大的农业开发热点——秦巴山区的移民开发潮。[130]至清代晚期时，重庆山区不仅“低山尽村庄，沟壑无余土”。[131]而且“凡深林幽莽、峻岭悬崖，但有微土者悉皆树艺”。[132]所以清代晚期（道光）《重庆府志·物产》中说：“渝郡土宇由狭而广，开辟尽也。人民则由寡而重，滋生繁也。”
现代重庆地区的移民，也进一步进行着对该地经济地理的改变。重庆现代移民，已不再着重于对动植物资源获取、垦殖面积增加等原始生态环境方面进行改变，而是本着保护生态环境、退耕还林等原则，从高海拔资源贫乏区向低海拔适宜居住区迁移。现代移民在经济地理方面的改变，较多进行了旅游经济的开发、药材深加工的开发、矿产品资源开发等，逐渐使该地区在经济地理形成新的特色。在旅游资源开发方面，有世界自然遗产保护区武隆岩溶地质公园的建立。该资源项目中有世界最优美的天然溶洞之一芙蓉洞，有中国最深的竖井洞汽坑洞（深达920米）、有世界最大的天坑（large collapse doline）小寨天坑、世界上最大的天生桥（natural bridge）天生三桥等岩溶地质景观。其中芙蓉洞在1993年5月开发后，仅运行两年经营额就达2000万元、利税500万元，从根本改变了当地乡镇的经济面貌。[133]重庆丰富的药材资源，在现代通过药物资源学的科学研究后，发现了重要的资源深加工价值以及良好的前景。如重庆野生药材资源中的獐牙菜（龙胆科Gentianaceac、獐牙菜属Swertia），以前中医使用仅认为具有清热解毒、利胆健胃等功效。可用于治疗急性黄疸肝炎、流感、扁桃体炎、骨髓炎等疾病。但现在在药物学的进一步研究中，从该属药物中分离出100多个具有多种生理活性类型的化合物。其中主要成分齐墩果酸除了具有消炎抑菌、降低转氨酶、促进肝细胞再生、防止肝硬化、增强机体免疫功能等功效外，又发现该药物具有抗癌活性，是非常难得的抗癌药物。[134]在药材特色项目和深加工原则下，重庆很多区县都逐渐开发出自身的优势药物资源。如石柱的黄连，巫山的党参，巫溪的款冬，奉节的贝母，云阳的小茴，开县的木香，江津的枳壳等都在我国中药材市场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并且，重庆产黄连、杜仲、黄柏、厚朴四种药材资源的深加工开发，已形成为重庆市著名的四大药材资源。[135]矿产资源的开发利用，重庆经济地理上具有重要地位的首推稀土矿产资源，市内锶、锰、钡等稀有矿产资源开发前景在全国位居第一。[136]
长江三峡工程建设以来，重庆地区开始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库区移民。在优化产业结构、发展生态农业、治理自然灾害、协调人地关系的原则下，重庆库区移民的特点已形成了“生态移民”的特色。[137]在现代三峡库区的移民安置中，优质柑橘的规模化和专业化生产，已对重庆东部经济地理形成极大的面貌改观。移民在土地使用和管理实践上，已经由历史上的分散型、兼用型转为集约型和专业精细型[138]。
三 交通位置与移民的关系
由于重庆地区处于我国南北部和中西部的交界区，“西控巴渝收万壑，东连荆楚压群山”。自古以来就是我国南北和东西古居民的交流通道，亦为我国古代居民迁徙、混杂的主要地区。
重庆水道纵横，在先秦时期，为本地区和外地人口的迁徙流动提供了便利条件。夏商时期从重庆峡江地区走出的巴人鱼凫部，沿江西上在川西建立了鱼凫蜀国；从峡江走出的巴族弓鱼部，则在城口县沿任河北上进入汉水，在陕西汉中盆地建立了古国。从先秦至近代，虽然重庆地区被群山环绕，但人们为了开发该地区丰富的动植物和矿产资源，开创出了四通八达的秦巴古道：比如荔枝道、子午道、米仓道、褒斜道、金牛道、陈仓道等。各个古道相互连通，在大巴山、秦岭山地之间纵横交错，北上关中平原（到达现西安、眉县等地），中通汉中盆地（勉县、汉中、西乡等地），南下成都、恩阳（今四川巴中市）、涪陵，构建起我国翻越大巴山、秦岭山系，连通长江、黄河上游的交通网。[139]这一交通网络，是我国黄河、长江两大文明的交流网，也是两大流域上游居民迁徙往来的移民网。北方居民很早就有迁移到重庆的，重庆居民也在很早就有向北方迁徙者。古文献中，关于北方诸夏迁居重庆地区的史料记载有“巴夏居城郭，蛮夷居山谷”等。[140]据《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记，“及秦惠王并巴中，以巴氏为蛮夷君长”。反映出先秦时期秦巴地区的政治与经济交流。重庆北部大巴山、秦岭间连通关中地区与长江流域的古道，在建立关中平原与长江流域的关系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如秦惠王时，三次占领巴地都是取道秦巴山地的古道，从而完成占领巴地而攻下楚国，最后统一全国的谋局的。故重庆北部山地古道又称“秦巴锁钥”。由于重庆地区处于四川盆地和长江中下游交界地，所以在历史上屡次发生的移民迁徙中，一直是交通要道。史料记载三国时期南阳、三辅流民数万家入蜀即取道三峡。西晋以后，因北方民族战争不已，大量流民入蜀，后又取道重庆东迁或南下，曾发生“益州流民移荆湘及越雋、阳柯”的局面。[141]《汉书·陈胜项籍传》“巴蜀道险，秦之迁人皆居之”，则是因为重庆山地多的地形特性充分而发生的外来人口的迁入。
关于东部楚地居民迁居重庆地区的记载，则有“白帝夔州各异域，蜀江楚峡混殊名”说法（杜甫《夔州歌》）。[142]《史记·西南夷列传》记：“始楚威王时，使将军庄将兵循江上，略巴、黔中以西。”《华阳国志·巴志》中对巴、楚民族的交流也有珍贵的追述：“巴、楚数相攻伐，故置扞关、阳关及沔关。”但在实际的民族交流中，巴楚关系较为密切，人称“巴楚通关”。如《蜀中广记·风俗记》所载，“江州（今重庆）以东，滨江山险，其人半楚”，以及《益部耆旧传》所载“昔楚威王灭巴子，封废子于濮江之南，号铜梁侯”等史料，充分反映了长江中下游楚地与重庆地区巴地之间古代居民的迁徙和流动。《明一统志·夔州府》记：“古楚宫，在巫山县治西，楚襄王所游之地，遗址尚存。宋黄庭坚石刻所谓细腰宫是也。”史料所反映的重庆不仅是楚地一般平民经常迁徙、居留之地，而且也是楚地贵族的迁徙、活动场所。根据古文献中的各种资料，可以看出重庆地区古代是“巴楚通关”的主要地区，也表明该地区自古以来就有北方居民和长江中下游居民的迁入。
唐宋时期，重庆地区虽为山区，但实际上已成为我国西南地区与北方和东南区联系的重要交通枢纽。当时重庆北上的线路由嘉陵道、米仓道、荔枝道出四川盆地至汉中。其中“荔枝道”（杨贵妃所食鲜荔进京路线）由梁山经高都驿至通州，翻大巴山取子午道至长安，是西南地区通达长安的最捷路线。东路出长江三峡通于荆湘，南路循乌江、綦江至贵州达于交、桂。许多移民正是从这些连接东西南北的水路与陆路完成了长途跋涉，实现了定居地的转移。
